2000年，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在中国一年的平均治疗费用是8万～10万元人民币，而如今如果单纯使用国产仿制药，费用已降到3000～4000元。
国产仿制药都是国外早期研制开发、专利权已到期的品种，与目前国外使用的主流药物相比，国内仿制药的品种是全世界最少的，比非洲都少。
在中国不开展抗HIV/AIDS的治疗是一个问题，而开展抗HIV/AIDS之后也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不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将是一场新的灾难，会使中国的HIV/AIDS情况雪上加霜。
柴老汉的心愿
“你看，我能提得动两桶水。”57岁的柴发福边说边在自家水井前比划。旁边的村支书见状赶紧拉住他：“行了，行了，别逞强了，等身体完全好了再说吧。”
两桶水，对一个普通农村老汉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柴发福却有着特别意义，因为他是一个艾滋病病人。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身体正逐渐康复起来的柴老汉觉得自己越来越有劲。
2004年岁末的一个中午，记者走进了山西省夏县仪门村柴发福的家。柴老汉谦逊和善、气色红润，怎么看也不像个病人。村支书告诉记者，4个月前，老柴因高烧、腹泻瘦成一把骨头，饭都吃不下了，要不是赶上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今天也许就见不着他了。接受免费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后，老柴身体日渐好转，体重增了十几斤。为提醒他早晚按时吃药，县疾控中心还给他配了小闹钟，每天早、晚8点响铃。摸着别在腰间的卡通闹钟，老柴可爱得像个孩子。
回顾自己几个月治病的经历，柴发福说什么都好，就是吃药时副反应太大，浑身起红疹子，晚上痒得睡不着觉。他翻开衣服领子让记者看脖子上留下的疹子印：“希望国家能研究出更好的药来，让病人少受点罪。”
铁轩的烦恼
虽然经历了药物副作用的折磨，但柴老汉终于坚持下来。而铁轩还不知道自己的治疗之路将会怎样。28岁的铁轩住在广西乡村。他感染了艾滋病，最近开始抗病毒药物治疗。每两个星期，他需要花3～4小时到省会南宁复诊。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有5种：拉米夫定、司他夫定、齐多夫定、依非韦伦及奈韦拉平。很多国家都有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固定剂量联合用药（俗称鸡尾酒疗法）的供应，例如其中一种在发展中国家最常用的艾滋病复合药物是三合一固定剂量组合，即一颗药丸内含三种成分：拉米夫定、司他夫定及奈韦拉平，病人只需每日服药两次，每次一颗。这种固定剂量组合能够简化疗程，减少病人每天服药的数量。而且，由于通常是仿制药，价格也便宜得多。
铁轩不属于幸运的一群。当很多国家艾滋病病人每天只需吃两颗药丸时，铁轩每天却要吃十颗。假如他同时患上机会性感染，服用药丸的数量或许会增加三倍。不定时服药或只服用部分剂量，会使身体出现耐药性，导致治疗失败。
铁轩目前无法得到三合一固定剂量用药，原因是三合一固定剂量组合在中国尚未供应。由于跨国药厂葛兰素拥有拉米夫定在中国的专利权，阻碍了含有拉米夫定的单颗药丸或固定剂量组合在中国出售。
免费药物治疗逐步规范
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治疗与关怀室的信息表明，到2004年6月，全国共有10442名患者接受了免费抗病毒治疗。该研究室主任张福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目前已覆盖全国19个省，治疗从应急反应逐步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
张福杰同时担任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组长。他说，2000年，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在中国一年的平均治疗费用是8万～10万元人民币，而如今如果单纯使用国产仿制药物，费用已降到3000～4000元。去年7月，经谈判，卫生部与葛兰素史克公司达成协议：2004年以后，该公司将以优惠价格向中国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项目提供拉米夫定。
张福杰说：“免费治疗工作刚开始时，我们只有4种国产药和2种进口药。现在可选药物逐渐增多。我们的一线治疗用药已基本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治疗方案。”张认为，HIV/AIDS的治疗极其复杂，“不是说把药拿给病人吃了就行，由于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人员的能力不足，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张福杰说，在美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实际报告数大概占估计人数的80％，但中国却只有9％左右。“绝大部分感染者找不到，这也严重制约了扩大免费药物治疗的开展。”此外，中国目前有1000多名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报告病例，但现在还没有儿童的抗病毒药物制剂。由于市场小，药厂不愿投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3by5”计划，至2005年底，中国应能治疗5万～7万艾滋病病人。对这个目标，张福杰说：“我们将尽最大努力。”
国产仿制药品种全球最少
据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临床部主任、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曹韵贞教授介绍，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共有24种抗艾滋病病毒药物被批准上市。我国进口了其中的13种，但是价格昂贵，患者一般负担不起。目前，国内药厂仿制生产了6种抗艾滋病病毒药物，这些仿制药都是国外早期研制开发的，专利权已到期。与目前国外使用的主流药物相比，国内仿制药品种是全世界最少的，比非洲都少。
曹韵贞说，对HIV病人，拉米夫定和依非韦仑是首选药。然而，国外药厂宁可选择与中国谈判，以最低价出售拉米夫定，也不放弃其专利权。为什么？有报道认为，由于拉米夫定也是治疗乙肝的药，而中国恰恰又是肝炎大国，药厂一旦放弃专利权，必然影响其利润。
曹韵贞说，在药物价格上很难再有突破，希望将寄托于尽早启动强制许可权。国内仿制目前几乎没有技术障碍，阻碍艾滋病药物国产化的最大问题是专利权。强制许可的实施要综合考虑。比如，巴西每年以招标方式决定进口药物，低价购进进口药，然后搭配仿制药，使治疗HIV的药物配伍方案明显增多。曹韵贞认为，如果外国药厂坚决不同意中国政府的降价要求，那么就应该实施强制许可，组织国内企业仿制，丰富药品品种。
药物来源和使用难题
可选药物种类少只是目前国内艾滋病治疗面临的问题之一。采访中，北京某医院一位长期从事艾滋病药物治疗的医生说，国内艾滋病治疗药物的来源非常复杂，有政府免费提供的，有自费购买的，有托熟人从国外带来的，也有药厂提供的带有科研性质的。这种来源上的混乱给规范治疗埋下祸根。
据曹韵贞介绍，1999年，我国开始实施正规HAART（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联合治疗，至今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9年5月至2001年12月，进口药物第一次降价之前，接受HAART治疗的病人包括部分临床试验组的免费应用者和极少数的自费购药病人，数量大约在150名左右。这批病人绝大多数在医师严格随访指导下接受治疗，因此能及时克服常见副作用，准时服药，达到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控制病毒复制、改善和重建免疫功能的目的。其中十余位患者服药至今已是第五个年头。
第二阶段：2001年12月起，国内已上市的进口HAART药物大幅度降价。每人每个月花费由最初的